日本研究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凭借迅速的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腾飞，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上升。此后，迈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日本其经济服务化特征持续加强。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始终是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同时日本也注重推动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从而有效发挥了现代农业的根基作用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撑作用。通过对产业发展方向进行持续改进和动态优化，日本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一系列关键突破，包括建成小规模特色农业强国、高端制造业保持优势、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深度融合。此外，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也存在不少堵点卡点，如粮食供应链韧性弱化、产业空心化带来风险、错失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对其经济持续健康运行造成了不利冲击。

大国博弈视角下的“外贸特需”与日本经济增长

日本在二战后二十余年间完成了恢复重建和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中，“外贸特需”是推动日本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之一。本文以“外贸特需”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大国博弈中“朝鲜特需”和“越南特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发现两次外贸特需有效地促进了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同时，适时灵活的政策调整成为拉动日本出口贸易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两次外贸特需的演进中，日本通过采取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开展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等措施，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式重构。为加快我国贸易强国建设，应重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动能作用，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强化利用国内外资源的能力，促进贸易平衡与产业升级；培育自立自强创新体系，促进我国从经贸大国向经贸强国转变。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背景下日企在华布局调整的新动向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与特朗普回归的复杂背景下，跨国公司通过积极调整全球布局以规避不确定性所引致的风险，进而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日本企业在华布局态度渐趋谨慎，同时还呈现出投资战略发生转换、投资布局空间调整以及愈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新动向。通过在华布局调整来顺应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以及增强应对全球不确定性能力，是日本企业调整在华布局的重要推动力。这一调整不仅回应了日本国内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注，还推动中日产业合作迈向新阶段，有力地促进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重构进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是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构成，日本企业在华布局的调整必然会给中日产业合作以及区域合作带来新冲击，需要密切关注并积极加以应对。

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范式转变与发展困境

“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府延续了安倍时期对于经济安全政策的关注度，把经济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呈现出发展范式的转变：过去一直强调“以守为主”的经济安全战略转向更加“积极有为”的“攻守兼备”；日本的经济安全观也正在经历从着眼解决“经济风险”到面向“战时状态”的方向性转变；日本在整个经济安全战略构建的过程中，以“美国模式”为蓝本进行“复制”的痕迹非常明显，并且呈现“泛安全化”的趋势。虽然日本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投入前所未有，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意愿与能力之间的鸿沟往往是战略无法实现的主要因素，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发展仍然面临三大平衡难题，即“战略自主”与“主动跟随”之间的两难、“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之间的两难、“去风险”与“去安全化”之间的两难。

弱战术对冲：石破茂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战术对冲”指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前提下，于战术层面对华调整政策、开展局部合作，以避免在东亚与中国直接冲突，区别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性对冲，凸显日本受美国制约的特殊性。石破茂执政后的日本对华政策其政策本质是一种“弱战术对冲”。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后期的对华战术对冲依托稳固的内政，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通过首脑互动、应对日美关系波动等实现了连贯的对华战术对冲；石破政府面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际压力，虽在政治、社会、军事层面尝试对冲，但受内政薄弱制约，且其外交能力不足，导致政策摇摆性显著，形成“弱战术对冲”。石破政府对华政策的“弱战术对冲”既是对外部压力的适应，也是对内部掣肘的被动反应，体现了日本作为中等强国，在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单元制约因素双重影响下对华政策的张力，突破了传统体系决定论视角，为理解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参考。

日本振兴“银发经济”的历程、特征及成效

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日本需要应对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层面的挑战，不断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日本振兴“银发经济”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即政府对民间力量的引入阶段、对民间力量的规范化管理阶段和社会力量的整合化、透明化及可持续化阶段，并展现出以下机制特征：政府与民间企业协作促发展；重视技术开发与创新；充分利用老年人劳动力。振兴“银发经济”不仅有利于刺激日本内需，迎合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新需求，还有效促进了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在全社会的协作机制下，日本多个行业呈现出“适老化”趋势，老年人市场规模和相关产业范围持续扩大。日本成熟的发展经验对我国发展“银发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工业机器人对老年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老年劳动力就业已成为主要经济体关注的重要议题。工业机器人作为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被普遍认为是缓解劳动力短缺、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1996—2018年日本24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日本老年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整体上显著促进了老年劳动力就业。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这种正向效应在制造业和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明显。此外，教育水平和贸易开放度在工业机器人应用推动老年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为中国在人口老龄化和延迟退休趋势下的产业升级与劳动力转型提供了启发意义。

“官邸主导”型决策机制实现路径及异同——基于邮政民营化改革和TPP谈判的案例分析

冷战后，日本推行政治行政改革，试图确立“官邸主导”型决策机制，以应对“官僚主导”型决策机制在协调成本、责任归属与危机应对等方面的弊病。通过比较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的邮政民营化改革与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日本加入TPP谈判等两个典型案例，揭示出两位首相在实现“官邸主导”方面采取的路径存在明显异同。具体而言，两位首相皆基于冷战后政治行政改革塑造的制度基础，并采取民粹主义策略调动社会舆论，实现了对传统政官关系、政府—执政党关系的突破。然而，小泉主要依托既有制度资源实现“短期突破”，代价是削弱了自民党的执政根基；而安倍则通过新设机构和人事制度等方式构建了可持续的“长期控制”，却牺牲了行政中立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官邸主导”改革重心始终偏向于重塑政官关系，而忽视了对执政党的改革，这种不平衡发展导致“官邸主导”在上述两个维度呈现出不同表现，在政官关系层面呈现制度化趋势的同时，却在政府—执政党关系层面高度依赖强人政治。

日本右翼人士东北工业现代化建设观驳论

日本学界长期存在“日本开发中国东北”“日本奠定新中国东北工业基础”等右翼言论，将殖民掠夺与战后中国自主重建混为一谈，已在国际舆论场对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构成文化安全挑战。本文综合利用档案、地方志、回忆录等一手资料，对比1905年前后东北经济发展水平，量化日本殖民时期资源流向与工业设施损毁程度，梳理新中国重建鞍钢的人才、技术和资本来源，驳斥“东北是塞外荒原”论、“东北工业体系建设日本有功”论和“日本奠定新中国东北工业建设基础”论，证明上述言论在数据和事实层面均无法成立，以史实为依据维护文化安全，维护中国工业现代化自主话语的正当性与权威性。

日本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进程中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响应机制与实证分析

制造业与服务业加速融合，且全要素生产率愈发成为衡量产业竞争力关键指标。本文运用门限面板回归估计法，对1994—2015年日本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呈现出显著的层级差异效应。低技术制造业易陷入“服务化悖论”困境，潜藏“去制造化”风险，根源在于其对核心制造能力的稀释以及资源错配；而高技术制造业在产业结构合理化达到关键节点时，服务化投入便能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构建稳固正向耦合，激发协同创新活力。第二，劳动质量是生产率提升核心动力，中高技术制造业的高技能人才推动生产流程优化与产品快速迭代，低技术制造业部分行业靠劳动者改良工艺助力效率提升。第三，老龄员工比率影响在不同技术制造业呈分化态势，低技术制造业随老龄员工比重增加生产率下滑，中高技术制造业却相反，老龄员工凭经验为创新添力。基于此，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进程中，应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劳动力素质培育、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深化资本与信息技术应用精准施策，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日本社区治理的模式、理念与结构——以混合型模式为中心的分析

国际上社区治理有政府主导型、自治型、混合型三种模式。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而混合型治理模式是我国从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向自治型治理模式转变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日本作为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的代表国家,其社区治理经历了形成时期、官办化时期、被禁时期、恢复时期和自主时期,确立了准自治原则、民主原则、自律原则和服务原则,社区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型模式转变为混合型模式,其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背景与中国有众多相似之处,因此日本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历程及相关经验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我国在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应当通过构建居民自治的社区文化、厘清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能边界、建立多元化的组织参与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社区自治。

日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财政支农资金规模是很大的,日本财政支农主要表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本文介绍日本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特点,从中总结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启示,以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探析及其启示

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到60年代得到迅速普及,广大农民被纳入到了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之中,进入了“国民皆保险”的时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随着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扩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多类型的保险制度。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加速了农村老龄化速度,农村养老保险负担日益沉重。这种制度受到了现实的挑战,甚至面临着比城市更加严峻的问题。在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日本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商法中的股东账簿查阅权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姜文清一、对“物哀”论与“物哀”文艺表现的概述“物哀”是日本传统审美意识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其基本的含义是：在日常生活及艺术创造、艺术欣赏中，外在物象和主体内在情感意绪相融合，而生成的“情...

日本泡沫经济研究文献综述:1993-2010

本文搜集了大部分中文、日语文献,力图对"日本泡沫经济"的研究做一个系统、全面的文献综述。中文文献主要从泡沫经济的成因、影响、启示等角度,整理现有文献的观点;日语文献在总结学术界研究特点基础上,介绍了几种代表性观点。研究发现,目前学术界关于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还存在分歧,笔者论述了三木谷良一(1998)观点的合理性。希望为研究金融危机的学者提供参考。

日本文化中的妖怪文化

日本文化中的妖怪文化有着其独特的文化发展轨迹和历史作用。妖怪文化大体可分为事件性妖怪、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和造型化的妖怪:事件性妖怪即事件性或现象性的妖怪,如"洗小豆"、"倒天狗"等;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即为不能解释或控制超自然存在的妖怪,人们将其人格化后,使"妖怪文化"有了划时代的意义;造型化妖怪,即将妖怪做可能化处理,使妖怪形象化,具有固定化的模式,日益成为大众娱乐的对象。妖怪文化丰富了日本文化的种类,"妖怪"这一文化元素渗透到了日本文学、美术、戏剧、装饰、影视等等领域。因此,通过研究和探讨日本妖怪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有深刻意义的。

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

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辽宁大学外语系王晶明治维新是日本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以明治维新为契机，日本的近代化有了飞速的发展。明治维新的发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其必然的客观前提的。其中包括人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和国际环...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姜文清一、对“物哀”论与“物哀”文艺表现的概述“物哀”是日本传统审美意识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其基本的含义是：在日常生活及艺术创造、艺术欣赏中，外在物象和主体内在情感意绪相融合，而生成的“情...

日本社区治理的模式、理念与结构——以混合型模式为中心的分析

国际上社区治理有政府主导型、自治型、混合型三种模式。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而混合型治理模式是我国从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向自治型治理模式转变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日本作为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的代表国家,其社区治理经历了形成时期、官办化时期、被禁时期、恢复时期和自主时期,确立了准自治原则、民主原则、自律原则和服务原则,社区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型模式转变为混合型模式,其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背景与中国有众多相似之处,因此日本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历程及相关经验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我国在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应当通过构建居民自治的社区文化、厘清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能边界、建立多元化的组织参与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社区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