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

建立新的经济范式：RCEP及更高规格的中日经贸合作

中日两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其经济深度交融，经贸合作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RCEP为中日经贸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和数据流动管理等方面正积极适应CPTPP的高标准要求，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展现了其融入全球高规格贸易体系的决心。日本应支持中国加入CPTPP，并进行相关规则和政策调整，推动中日两国在多边经济合作与全球治理中的协作，为区域和全球经济的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贸易保护特征——以“确保重要物资稳定供给”制度为中心

随着国际贸易模式从传统货物贸易向价值链贸易转变，日本为在其中获取更大利益，通过对“国家安全”概念的过度延展，出台《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以丰富保障其在价值链贸易中获得最大利得的工具箱。其中，“确保重要物资稳定供给”制度是该法的四大支柱之一，包括指定特定重要物资、认定民间经营计划并给予支持等内容。从贸易政策维度分析，该制度呈现出双重实施路径：其一，通过需求端管理，实施进口限制，直接干预企业采购决策，保护国内市场；其二，借助补贴降低企业成本，增强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将外国厂商利润向日本企业转移。这种以国家经济安全为名的“限制进口+补贴扶持”的政策设计，反映出《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贸易保护特征。

试论二战后对日媾和问题与日韩关系

1946年初美国宣布准备对日媾和日程以后，围绕对日媾和问题有关各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博弈。美国利用其在日本占领中的有利地位，抓住了对日媾和的主导权。在东西冷战加剧、东亚国际形势巨变的历史背景下，美国联手英国一步步把对日媾和引向了“片面媾和”。美英策划对日媾和期间，日本利用美国准备与日本实现“宽大媾和”的心态，通过与占领当局、美国特使杜勒斯等的积极“媾和外交”，尽力消除了媾和条约中对自己不利的条款，并积极准备相应的媾和备选方案予以应对。在这一过程中，韩国一直希望以盟国的身份参加对日媾和并签署条约，希望美国对日韩采取外交上的“平衡政策”。但在东西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更加重视日本在其“东亚反共战略”中的地位，漠视了韩国的韩日平衡要求，随着东亚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更是采取了“扶日抑韩”的政策。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美国不仅彻底否认了韩国的“盟国”地位，而且在日、英的反对之下，也彻底放弃了为提高韩国国际地位和政府威信邀请韩国参加对日媾和的立场。最终，韩国被排挤在对日媾和会议之外，仅能接受美国在媾和条约中为其设定的几项条款利益。

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初次尝试：奄美群岛施政权的移交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对日本战后领土进行的规定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日本来说，突破上述限制、尽可能地恢复战前的版图则成为其走出战败阴影的重要指标。冷战爆发初期美苏一度竞相拉拢日本。几乎与美国推动对日媾和同时，苏联也抛出了以承认日本对包括奄美群岛在内岛屿的主权为交换条件的媾和方案。洞悉到国际局势在朝有利于本国方向发展的日本，以此为背景向美国重申希望返还领土的立场。对于美国军方来说，此时反美运动频发的奄美已经成为了包袱，只要能确保使用军事设施的权利，他们便不反对让渡治权。而对于志在治权的日本来说，双方的诉求正相匹配。奄美群岛施政权谈判并非偶发的个案，而是日本战后领土政策的首功，也是日本撬动战后国际秩序的起点。

日本边境离岛法律机制的构建：战略考量、具体实践与现实影响

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组阁以后，日本政府围绕本国边境离岛进行了缜密的立法，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日本强化离岛立法具有深层战略考量，除了有比照现行国际海洋法谋求最大海洋权益的战略意图外，也有借助离岛立法推进新时期海洋战略乃至“印太战略”构想的潜在诉求。日本的离岛法律机制完善了其原有海洋法律体系，对本国离岛的保护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日本出台的各大核心法案均将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作为立法对象，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不仅如此，为配合离岛立法、巩固立法“成果”，日本对内在新安保法、《防卫白皮书》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核心官方文件中就离岛防卫特别制定政策；对外则以日美同盟为依托，强化双方在“西南诸岛”的军事合作，对印太海洋安全局势造成了较为消极的影响。

日本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提升规则性权力：进程、方式与影响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存在数字经济发展技术与理念鸿沟、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标准不一且数量繁杂、跨国数字经济贸易面临监管和限制等难题，尚未形成一套具有广泛约束力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参与构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各国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的关键步骤。日本经过主动参与、力图改革、寻求主导三个阶段，通过倡议构建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推动影响他国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博弈等方式，实现了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规则性权力的提升。在其提升规则性权力的过程中，给国内带来技术竞争压力与产业结构转型难题，同时也强化了日美同盟下的日美数字战略合作与规则推广，坚定了与欧盟数字贸易规则的协作，获得了与其他中小区域数字贸易协定的制定话语权。然而，日本在能力上不足以支撑其在区域内主导巨型自由数字贸易协定、达成双边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在国际电子商务谈判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可能带来加剧全球数字市场准入与数字贸易壁垒、加剧当前世界格局不稳定性等问题。

日本人工智能软法治理：理念、举措及启示

日本已初步形成包括技术伦理监管、企业自我监管等手段在内的人工智能软法治理体系。在人工智能治理层面，日本的积极作为旨在管控人工智能发展风险、提升国际影响力、引领全球治理秩序。总体而言，日本人工智能治理仍存在传统硬法规范与新派软法理念相冲突、缺乏统一且权威的治理框架、治理模式高度碎片化等特征。剖析日本人工智能软法治理现实效果与基本经验，可以为我国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及治理提供重要启示。构建全链条软法治理体系、完善软法治理监督机制及其效果评估机制以及不断健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是保障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努力方向。

大国博弈视角下的“外贸特需”与日本经济增长

日本在二战后的20年间完成了恢复重建和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外贸特需”不仅是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而且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鉴于此，本文以“外贸特需”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大国博弈中的朝鲜特需、越南特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发现两次外贸特需显著地促进了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同时，适时灵活的政策调整成为拉动日本出口贸易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两次外贸特需的演进中，日本通过采取不断升级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经济结构等措施，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式重构。为加快我国贸易强国建设，应重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动能作用，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强化利用国内外资源的能力，促进贸易平衡与产业升级；培育自立自强创新体系，促进我国从经贸大国向经贸强国转变。

平成时代以来日本廉政制度体系的三维演进及其镜鉴

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聚焦平成时代以来的日本廉政制度体系，将日本于1993年启动的廉政改革视为关键节点，系统梳理此后三十余年日本的廉政制度体系在法规、机构和机制三个维度的演进路径。法规层面，日本通过“预防、监控、追责”的链式立法，实现了从《行政信息公开法》到《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等的精细规制；机构层面，以人事院、会计检查院、特别搜查部等独立机构为核心，财政审计、刑事侦查与内部惩戒互为支撑，努力形成跨部门制衡；运行层面，政府引入市民团体、媒体与内部举报，配套预算公开、举报保护与激励措施，试图打造多元协同的监督生态。然而，政官财利益链依旧能够突破柔性约束，制度修补式改革难以根除结构性腐败。日本在法治化、专业化和透明化方面的持续投入值得借鉴，其暴露的弹性缺口提示后续改革需强化穿透监督与权力文化重塑，对中国廉政制度建设具有参考意义。

弱战术对冲：石破茂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战术对冲”指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前提下，于战术层面对华调整政策、开展局部合作，以避免在东亚与中国直接冲突，区别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性对冲，凸显日本受美国制约的特殊性。石破茂执政后的日本对华政策其政策本质是一种“弱战术对冲”。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后期的对华战术对冲依托稳固的内政，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通过首脑互动、应对日美关系波动等实现了连贯的对华战术对冲；石破政府面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际压力，虽在政治、社会、军事层面尝试对冲，但受内政薄弱制约，且其外交能力不足，导致政策摇摆性显著，形成“弱战术对冲”。石破政府对华政策的“弱战术对冲”既是对外部压力的适应，也是对内部掣肘的被动反应，体现了日本作为中等强国，在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单元制约因素双重影响下对华政策的张力，突破了传统体系决定论视角，为理解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参考。

日本社区治理的模式、理念与结构——以混合型模式为中心的分析

国际上社区治理有政府主导型、自治型、混合型三种模式。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而混合型治理模式是我国从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向自治型治理模式转变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日本作为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的代表国家,其社区治理经历了形成时期、官办化时期、被禁时期、恢复时期和自主时期,确立了准自治原则、民主原则、自律原则和服务原则,社区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型模式转变为混合型模式,其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背景与中国有众多相似之处,因此日本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历程及相关经验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我国在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应当通过构建居民自治的社区文化、厘清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能边界、建立多元化的组织参与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社区自治。

日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财政支农资金规模是很大的,日本财政支农主要表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本文介绍日本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特点,从中总结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启示,以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探析及其启示

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到60年代得到迅速普及,广大农民被纳入到了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之中,进入了“国民皆保险”的时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随着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扩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多类型的保险制度。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加速了农村老龄化速度,农村养老保险负担日益沉重。这种制度受到了现实的挑战,甚至面临着比城市更加严峻的问题。在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日本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商法中的股东账簿查阅权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姜文清一、对“物哀”论与“物哀”文艺表现的概述“物哀”是日本传统审美意识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其基本的含义是：在日常生活及艺术创造、艺术欣赏中，外在物象和主体内在情感意绪相融合，而生成的“情...

日本泡沫经济研究文献综述:1993-2010

本文搜集了大部分中文、日语文献,力图对"日本泡沫经济"的研究做一个系统、全面的文献综述。中文文献主要从泡沫经济的成因、影响、启示等角度,整理现有文献的观点;日语文献在总结学术界研究特点基础上,介绍了几种代表性观点。研究发现,目前学术界关于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还存在分歧,笔者论述了三木谷良一(1998)观点的合理性。希望为研究金融危机的学者提供参考。

日本文化中的妖怪文化

日本文化中的妖怪文化有着其独特的文化发展轨迹和历史作用。妖怪文化大体可分为事件性妖怪、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和造型化的妖怪:事件性妖怪即事件性或现象性的妖怪,如"洗小豆"、"倒天狗"等;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即为不能解释或控制超自然存在的妖怪,人们将其人格化后,使"妖怪文化"有了划时代的意义;造型化妖怪,即将妖怪做可能化处理,使妖怪形象化,具有固定化的模式,日益成为大众娱乐的对象。妖怪文化丰富了日本文化的种类,"妖怪"这一文化元素渗透到了日本文学、美术、戏剧、装饰、影视等等领域。因此,通过研究和探讨日本妖怪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有深刻意义的。

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

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辽宁大学外语系王晶明治维新是日本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以明治维新为契机，日本的近代化有了飞速的发展。明治维新的发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其必然的客观前提的。其中包括人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和国际环...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姜文清一、对“物哀”论与“物哀”文艺表现的概述“物哀”是日本传统审美意识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其基本的含义是：在日常生活及艺术创造、艺术欣赏中，外在物象和主体内在情感意绪相融合，而生成的“情...

日本社区治理的模式、理念与结构——以混合型模式为中心的分析

国际上社区治理有政府主导型、自治型、混合型三种模式。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而混合型治理模式是我国从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向自治型治理模式转变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日本作为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的代表国家,其社区治理经历了形成时期、官办化时期、被禁时期、恢复时期和自主时期,确立了准自治原则、民主原则、自律原则和服务原则,社区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型模式转变为混合型模式,其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背景与中国有众多相似之处,因此日本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历程及相关经验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我国在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应当通过构建居民自治的社区文化、厘清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能边界、建立多元化的组织参与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社区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