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凭借迅速的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腾飞，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上升。此后，迈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日本其经济服务化特征持续加强。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始终是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同时日本也注重推动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从而有效发挥了现代农业的根基作用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撑作用。通过对产业发展方向进行持续改进和动态优化，日本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一系列关键突破，包括建成小规模特色农业强国、高端制造业保持优势、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深度融合。此外，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也存在不少堵点卡点，如粮食供应链韧性弱化、产业空心化带来风险、错失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对其经济持续健康运行造成了不利冲击。

大国博弈视角下的“外贸特需”与日本经济增长

日本在二战后二十余年间完成了恢复重建和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中，“外贸特需”是推动日本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之一。本文以“外贸特需”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大国博弈中“朝鲜特需”和“越南特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发现两次外贸特需有效地促进了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同时，适时灵活的政策调整成为拉动日本出口贸易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两次外贸特需的演进中，日本通过采取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开展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等措施，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式重构。为加快我国贸易强国建设，应重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动能作用，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强化利用国内外资源的能力，促进贸易平衡与产业升级；培育自立自强创新体系，促进我国从经贸大国向经贸强国转变。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背景下日企在华布局调整的新动向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与特朗普回归的复杂背景下，跨国公司通过积极调整全球布局以规避不确定性所引致的风险，进而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日本企业在华布局态度渐趋谨慎，同时还呈现出投资战略发生转换、投资布局空间调整以及愈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新动向。通过在华布局调整来顺应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以及增强应对全球不确定性能力，是日本企业调整在华布局的重要推动力。这一调整不仅回应了日本国内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注，还推动中日产业合作迈向新阶段，有力地促进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重构进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是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构成，日本企业在华布局的调整必然会给中日产业合作以及区域合作带来新冲击，需要密切关注并积极加以应对。

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范式转变与发展困境

“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府延续了安倍时期对于经济安全政策的关注度，把经济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呈现出发展范式的转变：过去一直强调“以守为主”的经济安全战略转向更加“积极有为”的“攻守兼备”；日本的经济安全观也正在经历从着眼解决“经济风险”到面向“战时状态”的方向性转变；日本在整个经济安全战略构建的过程中，以“美国模式”为蓝本进行“复制”的痕迹非常明显，并且呈现“泛安全化”的趋势。虽然日本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投入前所未有，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意愿与能力之间的鸿沟往往是战略无法实现的主要因素，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发展仍然面临三大平衡难题，即“战略自主”与“主动跟随”之间的两难、“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之间的两难、“去风险”与“去安全化”之间的两难。

弱战术对冲：石破茂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战术对冲”指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前提下，于战术层面对华调整政策、开展局部合作，以避免在东亚与中国直接冲突，区别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性对冲，凸显日本受美国制约的特殊性。石破茂执政后的日本对华政策其政策本质是一种“弱战术对冲”。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后期的对华战术对冲依托稳固的内政，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通过首脑互动、应对日美关系波动等实现了连贯的对华战术对冲；石破政府面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际压力，虽在政治、社会、军事层面尝试对冲，但受内政薄弱制约，且其外交能力不足，导致政策摇摆性显著，形成“弱战术对冲”。石破政府对华政策的“弱战术对冲”既是对外部压力的适应，也是对内部掣肘的被动反应，体现了日本作为中等强国，在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单元制约因素双重影响下对华政策的张力，突破了传统体系决定论视角，为理解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参考。

日本青年群体婚育现状意愿及家庭支持政策经验及启示

日本是少子老龄化问题严峻的发达国家。面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包括婚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等在内的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建设，出台多项提升人民福祉的措施，惠及妇女、儿童、老人及低收入家庭。通过制定各种家庭支持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与生育,以期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然而，人口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是日本，我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结婚意愿、解决低生育率既需要系统思维，也需要考虑具体举措。本文通过分析日本青年群体结婚生育意愿现状，探赜日本在婚姻、生育、教育和养老服务等生命全周期视角下家庭发展支持政策的利弊，借鉴学习相关政策内容设计方法，有助于我国支持青年和家庭发展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创新，扬长避短，实现人口均衡可持续发展。

战后日本农业的技术选择与农业机械化对我国的启示——以水稻生产为例

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跨越刘易斯拐点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劳动力成本随之呈现持续上涨态势。这一变化势必会使农户的生产方式从传统劳动密集型逐步向劳动节约型过渡。本文旨在发现日本在此期间表现出的技术选择变化及其衍生问题，探讨其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启示。通过分析1971—1985年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中各都道府县10公亩水稻生产成本的面板数据，对劳动力价格上涨时期日本农业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投入结构调整以及要素间替代弹性的变动进行研究。结合日本农业技术推广的历史变迁，勾勒出日本水稻生产技术选择的演变轨迹及其存在的相关问题。结果表明，劳动力价格上涨使得日本在水稻生产技术选择上更偏向使用土地节约型的“生物化学技术”，而省力的“机械技术”只起到补充作用。这一选择偏好是日本化肥农药污染问题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诱因之一。另一方面，日本通过政策补贴形式推动的农业机械化导致了“农机过度投资”与“机械化贫困”问题。日本政府在治理以上问题上采取了诸多治理措施，但成效有限。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加大对绿色精准施肥技术的研发，在机械化技术方面积极推广小型农机、跨区域农业服务的应用以避免“农机过度投资”与“机械化贫困”等问题发生。此外，在农业农村问题上应该构建公开透明、兼具现代企业特质的农业集体化经营体制以避免重蹈日本农业构造变化失败的覆辙。

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积极”演进

近年来，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呈现出“积极”演进的趋势，体现在日本在遏制中国、增强反击能力、强化同盟关系以及维护海洋秩序等方面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该战略转向的背后，是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研究往往未能充分结合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议程，也常忽略日本在同盟关系中发挥的主动塑造作用。为此，本文试图将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因素相结合，分析推动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积极”演进的主要动因，并进一步考察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动向。日本单方面刻意塑造地区海洋安全紧张局势的行为，不仅加剧了东海、南海地区的大国博弈，损害区域和平稳定，同时对中国的海洋权益维护构成挑战，亟须引起高度重视与警惕。

日本振兴“银发经济”的历程、特征及成效

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日本需要应对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层面的挑战，不断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日本振兴“银发经济”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即政府对民间力量的引入阶段、对民间力量的规范化管理阶段和社会力量的整合化、透明化及可持续化阶段，并展现出以下机制特征：政府与民间企业协作促发展；重视技术开发与创新；充分利用老年人劳动力。振兴“银发经济”不仅有利于刺激日本内需，迎合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新需求，还有效促进了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在全社会的协作机制下，日本多个行业呈现出“适老化”趋势，老年人市场规模和相关产业范围持续扩大。日本成熟的发展经验对我国发展“银发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工业机器人对老年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老年劳动力就业已成为主要经济体关注的重要议题。工业机器人作为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被普遍认为是缓解劳动力短缺、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1996—2018年日本24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日本老年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整体上显著促进了老年劳动力就业。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这种正向效应在制造业和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明显。此外，教育水平和贸易开放度在工业机器人应用推动老年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为中国在人口老龄化和延迟退休趋势下的产业升级与劳动力转型提供了启发意义。

日本社区治理的模式、理念与结构——以混合型模式为中心的分析

国际上社区治理有政府主导型、自治型、混合型三种模式。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而混合型治理模式是我国从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向自治型治理模式转变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日本作为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的代表国家,其社区治理经历了形成时期、官办化时期、被禁时期、恢复时期和自主时期,确立了准自治原则、民主原则、自律原则和服务原则,社区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型模式转变为混合型模式,其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背景与中国有众多相似之处,因此日本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历程及相关经验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我国在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应当通过构建居民自治的社区文化、厘清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能边界、建立多元化的组织参与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社区自治。

日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财政支农资金规模是很大的,日本财政支农主要表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本文介绍日本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特点,从中总结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启示,以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探析及其启示

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到60年代得到迅速普及,广大农民被纳入到了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之中,进入了“国民皆保险”的时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随着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扩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多类型的保险制度。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加速了农村老龄化速度,农村养老保险负担日益沉重。这种制度受到了现实的挑战,甚至面临着比城市更加严峻的问题。在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日本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商法中的股东账簿查阅权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姜文清一、对“物哀”论与“物哀”文艺表现的概述“物哀”是日本传统审美意识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其基本的含义是：在日常生活及艺术创造、艺术欣赏中，外在物象和主体内在情感意绪相融合，而生成的“情...

日本泡沫经济研究文献综述:1993-2010

本文搜集了大部分中文、日语文献,力图对"日本泡沫经济"的研究做一个系统、全面的文献综述。中文文献主要从泡沫经济的成因、影响、启示等角度,整理现有文献的观点;日语文献在总结学术界研究特点基础上,介绍了几种代表性观点。研究发现,目前学术界关于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还存在分歧,笔者论述了三木谷良一(1998)观点的合理性。希望为研究金融危机的学者提供参考。

日本文化中的妖怪文化

日本文化中的妖怪文化有着其独特的文化发展轨迹和历史作用。妖怪文化大体可分为事件性妖怪、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和造型化的妖怪:事件性妖怪即事件性或现象性的妖怪,如"洗小豆"、"倒天狗"等;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即为不能解释或控制超自然存在的妖怪,人们将其人格化后,使"妖怪文化"有了划时代的意义;造型化妖怪,即将妖怪做可能化处理,使妖怪形象化,具有固定化的模式,日益成为大众娱乐的对象。妖怪文化丰富了日本文化的种类,"妖怪"这一文化元素渗透到了日本文学、美术、戏剧、装饰、影视等等领域。因此,通过研究和探讨日本妖怪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有深刻意义的。

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

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辽宁大学外语系王晶明治维新是日本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以明治维新为契机，日本的近代化有了飞速的发展。明治维新的发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其必然的客观前提的。其中包括人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和国际环...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姜文清一、对“物哀”论与“物哀”文艺表现的概述“物哀”是日本传统审美意识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其基本的含义是：在日常生活及艺术创造、艺术欣赏中，外在物象和主体内在情感意绪相融合，而生成的“情...

日本社区治理的模式、理念与结构——以混合型模式为中心的分析

国际上社区治理有政府主导型、自治型、混合型三种模式。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而混合型治理模式是我国从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向自治型治理模式转变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日本作为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的代表国家,其社区治理经历了形成时期、官办化时期、被禁时期、恢复时期和自主时期,确立了准自治原则、民主原则、自律原则和服务原则,社区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型模式转变为混合型模式,其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背景与中国有众多相似之处,因此日本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历程及相关经验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我国在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应当通过构建居民自治的社区文化、厘清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能边界、建立多元化的组织参与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社区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