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02期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闫坤;周旭海;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凭借迅速的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腾飞，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上升。此后，迈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日本其经济服务化特征持续加强。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始终是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同时日本也注重推动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从而有效发挥了现代农业的根基作用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撑作用。通过对产业发展方向进行持续改进和动态优化，日本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一系列关键突破，包括建成小规模特色农业强国、高端制造业保持优势、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深度融合。此外，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也存在不少堵点卡点，如粮食供应链韧性弱化、产业空心化带来风险、错失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对其经济持续健康运行造成了不利冲击。
大国博弈视角下的“外贸特需”与日本经济增长
王辉;包振山;日本在二战后二十余年间完成了恢复重建和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中，“外贸特需”是推动日本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之一。本文以“外贸特需”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大国博弈中“朝鲜特需”和“越南特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发现两次外贸特需有效地促进了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同时，适时灵活的政策调整成为拉动日本出口贸易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两次外贸特需的演进中，日本通过采取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开展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等措施，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式重构。为加快我国贸易强国建设，应重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动能作用，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强化利用国内外资源的能力，促进贸易平衡与产业升级；培育自立自强创新体系，促进我国从经贸大国向经贸强国转变。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背景下日企在华布局调整的新动向
苏杭;王晨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与特朗普回归的复杂背景下，跨国公司通过积极调整全球布局以规避不确定性所引致的风险，进而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日本企业在华布局态度渐趋谨慎，同时还呈现出投资战略发生转换、投资布局空间调整以及愈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新动向。通过在华布局调整来顺应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以及增强应对全球不确定性能力，是日本企业调整在华布局的重要推动力。这一调整不仅回应了日本国内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注，还推动中日产业合作迈向新阶段，有力地促进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重构进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是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构成，日本企业在华布局的调整必然会给中日产业合作以及区域合作带来新冲击，需要密切关注并积极加以应对。
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范式转变与发展困境
关照宇;“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府延续了安倍时期对于经济安全政策的关注度，把经济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呈现出发展范式的转变：过去一直强调“以守为主”的经济安全战略转向更加“积极有为”的“攻守兼备”；日本的经济安全观也正在经历从着眼解决“经济风险”到面向“战时状态”的方向性转变；日本在整个经济安全战略构建的过程中，以“美国模式”为蓝本进行“复制”的痕迹非常明显，并且呈现“泛安全化”的趋势。虽然日本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投入前所未有，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意愿与能力之间的鸿沟往往是战略无法实现的主要因素，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发展仍然面临三大平衡难题，即“战略自主”与“主动跟随”之间的两难、“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之间的两难、“去风险”与“去安全化”之间的两难。
弱战术对冲：石破茂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张望;“战术对冲”指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前提下，于战术层面对华调整政策、开展局部合作，以避免在东亚与中国直接冲突，区别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性对冲，凸显日本受美国制约的特殊性。石破茂执政后的日本对华政策其政策本质是一种“弱战术对冲”。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后期的对华战术对冲依托稳固的内政，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通过首脑互动、应对日美关系波动等实现了连贯的对华战术对冲；石破政府面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际压力，虽在政治、社会、军事层面尝试对冲，但受内政薄弱制约，且其外交能力不足，导致政策摇摆性显著，形成“弱战术对冲”。石破政府对华政策的“弱战术对冲”既是对外部压力的适应，也是对内部掣肘的被动反应，体现了日本作为中等强国，在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单元制约因素双重影响下对华政策的张力，突破了传统体系决定论视角，为理解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参考。
日本人工智能软法治理：理念、举措及启示
王水兴;李旭;日本已初步形成包括技术伦理监管、企业自我监管等手段在内的人工智能软法治理体系。在人工智能治理层面，日本的积极作为旨在管控人工智能发展风险、提升国际影响力、引领全球治理秩序。总体而言，日本人工智能治理仍存在传统硬法规范与新派软法理念相冲突、缺乏统一且权威的治理框架、治理模式高度碎片化等特征。剖析日本人工智能软法治理现实效果与基本经验，可以为我国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及治理提供重要启示。构建全链条软法治理体系、完善软法治理监督机制及其效果评估机制以及不断健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是保障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努力方向。
平成时代以来日本廉政制度体系的三维演进及其镜鉴
王喜满;许然;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聚焦平成时代以来的日本廉政制度体系，将日本于1993年启动的廉政改革视为关键节点，系统梳理此后三十余年日本的廉政制度体系在法规、机构和机制三个维度的演进路径。法规层面，日本通过“预防、监控、追责”的链式立法，实现了从《行政信息公开法》到《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等的精细规制；机构层面，以人事院、会计检查院、特别搜查部等独立机构为核心，财政审计、刑事侦查与内部惩戒互为支撑，努力形成跨部门制衡；运行层面，政府引入市民团体、媒体与内部举报，配套预算公开、举报保护与激励措施，试图打造多元协同的监督生态。然而，政官财利益链依旧能够突破柔性约束，制度修补式改革难以根除结构性腐败。日本在法治化、专业化和透明化方面的持续投入值得借鉴，其暴露的弹性缺口提示后续改革需强化穿透监督与权力文化重塑，对中国廉政制度建设具有参考意义。
日本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提升规则性权力：进程、方式与影响
杨玉霞;黄宝仪;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存在数字经济发展技术与理念鸿沟、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标准不一且数量繁杂、跨国数字经济贸易面临监管和限制等难题，尚未形成一套具有广泛约束力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参与构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各国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的关键步骤。日本经过主动参与、力图改革、寻求主导三个阶段，通过倡议构建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推动影响他国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博弈等方式，实现了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规则性权力的提升。在其提升规则性权力的过程中，给国内带来技术竞争压力与产业结构转型难题，同时也强化了日美同盟下的日美数字战略合作与规则推广，坚定了与欧盟数字贸易规则的协作，获得了与其他中小区域数字贸易协定的制定话语权。然而，日本在能力上不足以支撑其在区域内主导巨型自由数字贸易协定、达成双边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在国际电子商务谈判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可能带来加剧全球数字市场准入与数字贸易壁垒、加剧当前世界格局不稳定性等问题。
[下载次数： 314 ] [被引频次： 0 ] [阅读次数： 133 ] HTML PDF 引用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