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少子老龄化问题严峻的发达国家。面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包括婚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等在内的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建设，出台多项提升民生福祉的措施，惠及妇女、儿童、老人及低收入家庭。通过制定各类家庭支持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以期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然而，人口问题是复杂的社会议题，不仅是日本，我国也面临类似问题。提高结婚意愿、破解低生育率难题既需要系统思维，也需要细化具体举措。本文通过分析日本青年群体结婚生育意愿现状，从生命全周期视角出发，探究日本在婚姻、生育、教育和养老服务等领域家庭发展支持政策的利弊，借鉴其政策内容设计的相关方法，有助于我国支持青年和家庭发展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创新，扬长避短，实现人口均衡可持续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跨越刘易斯拐点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劳动力成本随之呈现持续上涨态势。这一变化势必会使农户的生产方式从传统劳动密集型逐步向劳动节约型过渡。本文旨在发现日本在此期间表现出的技术选择变化及其衍生问题，探讨其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启示。通过分析1971—1985年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中各都道府县10公亩水稻生产成本的面板数据，对劳动力价格上涨时期日本农业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投入结构调整以及要素间替代弹性的变动进行研究。结合日本农业技术推广的历史变迁，勾勒出日本水稻生产技术选择的演变轨迹及其存在的相关问题。结果表明，劳动力价格上涨使得日本在水稻生产技术选择上更偏向使用土地节约型的“生物化学技术”，而省力的“机械技术”只起到补充作用。这一选择偏好是日本化肥农药污染问题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诱因之一。另一方面，日本通过政策补贴形式推动的农业机械化导致了“农机过度投资”与“机械化贫困”问题。日本政府在治理以上问题上采取了诸多治理措施，但成效有限。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加大对绿色精准施肥技术的研发，在机械化技术方面积极推广小型农机以及跨区域农业服务的应用以避免“农机过度投资”与“机械化贫困”等问题发生。此外，在农业农村问题上应该构建公开透明、兼具现代企业特质的农业集体化经营体制以避免重蹈日本农业构造变化失败的覆辙。
近年来，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呈现出“积极”演进的趋势，体现在日本在遏制中国、增强反击能力、强化同盟关系以及维护海洋秩序等方面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该战略转向的背后，是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研究往往未能充分结合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议程，也常忽略日本在同盟关系中发挥的主动塑造作用。为此，本文试图将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因素相结合，分析推动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积极”演进的主要动因，并进一步考察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动向。日本单方面刻意塑造地区海洋安全紧张局势的行为，不仅加剧了东海、南海地区的大国博弈，损害区域和平稳定，同时对中国的海洋权益维护构成挑战，亟须引起高度重视与警惕。
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日本需要应对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层面的挑战，不断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日本振兴“银发经济”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即政府对民间力量的引入阶段、对民间力量的规范化管理阶段和社会力量的整合化、透明化及可持续化阶段，并展现出以下机制特征：政府与民间企业协作促发展；重视技术开发与创新；充分利用老年人劳动力。振兴“银发经济”不仅有利于刺激日本内需，迎合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新需求，还有效促进了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在全社会的协作机制下，日本多个行业呈现出“适老化”趋势，老年人市场规模和相关产业范围持续扩大。日本成熟的发展经验对我国发展“银发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老年劳动力就业已成为主要经济体关注的重要议题。工业机器人作为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被普遍认为是缓解劳动力短缺、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1996—2018年日本24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日本老年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整体上显著促进了老年劳动力就业。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这种正向效应在制造业和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明显。此外，教育水平和贸易开放度在工业机器人应用推动老年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为中国在人口老龄化和延迟退休趋势下的产业升级与劳动力转型提供了借鉴意义。
冷战后，日本推行政治行政改革，试图确立“官邸主导”型决策机制，以应对“官僚主导”型决策机制在协调成本、责任归属与危机应对等方面的弊病。通过比较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的邮政民营化改革与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日本加入TPP谈判等两个典型案例，揭示出两位首相在实现“官邸主导”方面采取的路径存在明显异同。具体而言，两位首相皆基于冷战后政治行政改革塑造的制度基础，并采取民粹主义策略调动社会舆论，实现了对传统政官关系、政府—执政党关系的突破。然而，小泉主要依托既有制度资源实现“短期突破”，代价是削弱了自民党的执政根基；而安倍则通过新设机构和人事制度等方式构建了可持续的“长期控制”，却牺牲了行政中立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官邸主导”改革重心始终偏向于重塑政官关系，而忽视了对执政党的改革，这种不平衡发展导致“官邸主导”在上述两个维度呈现出不同表现，在政官关系层面呈现制度化趋势的同时，却在政府—执政党关系层面高度依赖强人政治。
日本学界长期存在“日本开发中国东北”“日本奠定新中国东北工业基础”等右翼言论，将殖民掠夺与战后中国自主重建混为一谈，已在国际舆论场对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构成文化安全挑战。本文综合利用档案、地方志、回忆录等一手资料，对比1905年前后东北经济发展水平，量化日本殖民时期资源流向与工业设施损毁程度，梳理新中国重建鞍钢的人才、技术和资本来源，驳斥“东北是塞外荒原”论、“东北工业体系建设日本有功”论和“日本奠定新中国东北工业建设基础”论，证明上述言论在数据和事实层面均无法成立，以史实为依据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维护中国工业现代化自主话语的正当性与权威性。
制造业与服务业加速融合，且全要素生产率愈发成为衡量产业竞争力关键指标。本文运用门限面板回归估计法，对1994—2015年日本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呈现出显著的层级差异效应。低技术制造业易陷入“服务化悖论”困境，潜藏“去制造化”风险，根源在于其对核心制造能力的稀释以及资源错配；而高技术制造业在产业结构合理化达到关键节点时，服务化投入便能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构建稳固正向耦合，激发协同创新活力。第二，劳动质量是生产率提升核心动力，中高技术制造业的高技能人才推动生产流程优化与产品快速迭代，低技术制造业部分行业靠劳动者改良工艺助力效率提升。第三，老龄员工比率影响在不同技术制造业呈分化态势，低技术制造业随老龄员工比重增加生产率下滑，中高技术制造业却相反，老龄员工凭经验为创新添力。基于此，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进程中，应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劳动力素质培育、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深化资本与信息技术应用精准施策，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正>《日本研究》杂志由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是刊发日本相关问题研究成果的专业外国问题学术期刊。在当今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开展更具深度和广度的综合性、战略性国际问题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为期刊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空间。根据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动向,本刊将主学科定位为“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国别研究”,在继承和发扬涵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期刊这一传统特色的同时,将更加追求理论性、现实性、战略性和综合性。本刊将根据每期的主要选题开设不同的具有特色的栏目,诚挚希望国内外专家学者赐稿,对我刊给予大力支持!一、本刊栏目开设的主要栏目有“经济研究”“政治研究”“区域国别问题”“社会与文化研究”“日本学者论坛”等。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存在数字经济发展技术与理念鸿沟、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标准不一且数量繁杂、跨国数字经济贸易面临监管和限制等难题，尚未形成一套具有广泛约束力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参与构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各国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的关键步骤。日本经过主动参与、力图改革、寻求主导三个阶段，通过倡议构建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推动影响他国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博弈等方式，实现了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规则性权力的提升。在其提升规则性权力的过程中，给国内带来技术竞争压力与产业结构转型难题，同时也强化了日美同盟下的日美数字战略合作与规则推广，坚定了与欧盟数字贸易规则的协作，获得了与其他中小区域数字贸易协定的制定话语权。然而，日本在能力上不足以支撑其在区域内主导巨型自由数字贸易协定、达成双边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在国际电子商务谈判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可能带来加剧全球数字市场准入与数字贸易壁垒、加剧当前世界格局不稳定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