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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首相第二次执政以来实现了政治稳定,但是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在2019年日本就发生了天皇生前退位、对韩实施贸易制裁和政治丑闻等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现象。要理解日本社会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结构变化及其原因,需要由表及里和抓住重点进行分析。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花与刀"来表征日本民族与社会的多重性,在分析当今日本社会结构变化中仍然具有现实性和重要启示。贯穿于整个平成时期的经济低迷和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使日本社会生态和社会结构发了重大变化,如在日本经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众多中小企业后继无人,日本社会的"下流化"等。安倍上台后,实施以宽松金融为主的"安倍经济学",试图实现经济振兴,近来更是大力推进"社会5.0"政策,试图以此作为推动日本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在安倍政府积极推进社会经济政策的同时,日本政治则表现出明显的右倾化倾向,右倾势力的增强导致了政府决策过程和政策内容的扭曲,也同前述的天皇退位存在着联系,其实质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
Abstract：Although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could secure his dominant political power since his second term in office, a series of multi-structural changes have been taking place in Japan, especially in various area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For example, firstly, Japan's former Emperor Akihito abdicated his throne to his eldest son in 2019 during his lifetime. Secondly, the Abe administration imposed unprecedented trade restrictions on its ally South Korea. Thirdly, as the leader of Japan's LDP, Abe faced a political crisis due to serious scandals in a row, but could overcome all of them. Obviously, these recent events require both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fully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 society. In history, during WWII, American scholar Ruth Benedict studi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society through her research work,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which can still be adopted partly as an analytic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the multi-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of Japanese society in the 21 st century. During the Heisei era, Japan had experienced both economic recession and population aging, causing fundamental changes in micro and macro environments in Japanese society. Hence, many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in Japan are now unable to find their successors. Likewise, "Degradation of social class" phenomenon continues to spread to various areas of Japanese society. De Facto, since recapturing power in 2012, the Abe administration began to implement "Abenomics" supported by financial policies of "Quantitative Easing" and tried to revive the domestic economy in Japan. Furthermore,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ety 5.0" has been put forward as a new policy goa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simultaneously, Japan's politics have been showing a drastic rightward shift to unprecedented levels, which end up exerting a huge influence o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and political outcomes. As to these new trends in Japan, based on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ociety 5.0", this paper presents us a practical framework to comprehend the true nature of Japanese societ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he power struggles among the traditional social forces.
[1]金载勋.限制与反限制[J].日本研究，2020年(1):9-19.
[2]野口悠紀雄.平成はなぜ失敗したのか——「失われた30年」の分析[M].東京：幻冬舎,2019.
[3]デービッドアトキンソン（David Atkinson）.最低賃金の引き上げが?世界の常識?な理由——?韓国の失敗?イギリスの成功?から学ぶこと[EB/OL](2019-11-20).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263406?page=2,
[4]東京商工リサーチ.2016年全国社長の年齢調査，[EB/OL][2019-11-20].https://www.tsr-net.co.jp/news/analysis/20170203_01.html.
[5]帝国データバンク.2016年後継者問題に関する企業の実態調査，[EB/OL](2016-02-29)[2019-11-20].https://www.tdb.co.jp/report/watching/press/p1602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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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内田樹.下流志向:学ばない子どもたち，働かない若者たち[M].東京:講談社出版社,2007:
[8]田中宏昌.ソフトバンクもAI導入で失敗していた——「3+1の壁」を突破した今だからこそ言えること，[EB/OL][2017-07-21](2019-12-3)https://www.itmedia.co.jp/enterprise/articles/1707/21/news038.html.
[9]????（朝鲜日报）???记者.????'????',????20??15????（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的成员已有目前安倍内阁的20名中的15名），[2019-09-17](2019-12-3)[EB/OL]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9/09/17/2019091700338.html.
[10]CRS Report.Japan-U.S. Relations:Issues for Congress(RL33436),p.5[2015-01-13](2019-12-3)[EB/OL].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L/RL33436/91.
[11]Le Monde,Philippe Mesmer.Japon:Shinzo Abe remanie son gouvernement pour tenter de réformer la Constitution,11 septembre[EB/OL][2019-09-11](2019-12-3).https://www.lemonde.fr/international/a r t i c l e/2 0 1 9/0 9/1 1/j a p o n-s h i n z o-a b e-r e m a n i eson-gouvernement-pour-tenter-de-reformer-laconstitution_5509250_3210.html.
[12]Matthew Carney(North Asia Correspondent).Nippon Kaigi:The ultra-nationalistic group trying to restore the might of the Japanese Empire,[EB/OL][2015-12-02](2019-12-3).https://www.abc.net.au/news/2015-12-02/nippon-kaigi-and-the-rise-of-nationalism-injapan/6994560.
(1)《菊与刀》最初的中文译本翻译者在译者序言中指出：本尼迪克特并未从菊与刀的本意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表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丽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鲁斯·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版，第2页。针对这些，笔者认为，从古至今在人类文明的悠久历史中，深入著述一个文明、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原型的书籍，一般都保留着宗教圣典，哲学著作或史书的形式。但是，讲述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精神原型的《菊与刀》却与此根本不同，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例外。因为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是1943年美国战时情报局为了获得对日本社会的占领统治有关资料,委托非日本人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完成的最终研究报告，该报告基于所谓《本尼迪克特报告》(或又称为，《No.25:日本人的行为模式》)。一般而言，宗教的圣贤、哲学的思想家或历史的研究者作为人文学的研究对象,与编写精神原型的书籍的传统方式不同,《菊与刀》是美国政府为了在二战后在日本社会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作为政策工具的一个环节而完成的研究结果。二战时期，在美国人和西方阵营看来，日本人的两重性和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是很难理解的。因此，当时《菊与刀》对战后战胜国美国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来说，从1946年4月至1948年11月对东京审判和以后一系列政策路线产生了巨大影响。参见Ruth Benedict,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46.
(1)堺屋太一在很多的著作中表述了这一观点。参见堺屋太一『恐慌的スタグフレーション後に備えよ「物財」でなく「満足」の時代がくる』文芸春秋編：载『2009年日本の論点：大波乱を生きぬく』，文芸春秋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38-41页。堺屋太一:『世界は「凄い時代」に突入したー日本を救うのは明治維新的大改革である』，文芸春秋編：载『2010年日本の論点：変わるルール、変わるシステム』，文芸春秋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38-41页；堺屋太一:『今こそ新文明開化をー移民の受け入れこそ、需要を創り知日派を創る』，文芸春秋編，载『2011年日本の論点：突破口あり』，文芸春秋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38-41页；堺屋太一:『「第三の敗戦」から立ち直る道は、発想·目標·機構の三つの改革である』，文芸春秋編，载『2012年日本の論点：大転換の始まり』，文芸春秋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38-41页。
(2)笔者认为，在许多有关“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范式的案例研究中，汽车产业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事例之一。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2016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WEF）看作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种过渡点，前者可举“数字革命”为代表，而后者则以“人工智能革命”为代表。若从全球汽车产业生态的角度看，在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汽车从传统意义上的“运送机械”逐渐转向了现实意义上的“（可移动的）电子产品”。然后，进一步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汽车逐渐由“（可移动的）电子产品”进化为“（可移动的）ICT电脑”。这里，“ICT”所指的是“信息通讯技术”，英文译为“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正因如此，当代全球汽车产业和各个汽车生产商必须得考虑把发展战略的基本模式由传统范式（traditional paradigm）到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中心的新范式转换。回顾历史，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一个汽车生产商需要实现“低成本”与“多品种”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不能适应的汽车企业只能在短时间内被淘汰。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范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开放（open）、融合（convergence）、联接（connectivity)，在现实世界中具体体现在生活方式、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最终成为了判断一个汽车企业能否成功并生存的新标准。
(1)一般而言，根据鲁思·本尼迪克特和日本专家学者的已有研究，“刀”这个概念视为由两个因素构成：“義理（ぎり）”和“恥（はじ）”。对此，作笔认为，前者与后者均包含两种不同涵义。具体而言，“義理（ぎり）”这个概念包括“对世界的责任感”和“对名字的责任感”，而“恥（はじ）”这个概念却包括“忽视或轻视对‘ぎり’的义务”和“誠（まこと）”。显而易见无论是“刀”还是“義理（ぎり）”和“恥（はじ）”，虽然这些概念对于日本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已根深蒂固，但对日本社会不熟悉的外国人来说，却是很难理解。正因如此，譬如要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两个因素，“義理（ぎり）”可重新解释为“（日本人的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而“恥（はじ）”可重新解释为“（日本社会的一种）世界的等级体系或者寻找自己的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所提出的另外一个概念“盾”可以理解为具有与“刀”相反特征的一种抽象概念。尤其是，在本文的内容中，“刀”意味着一种“攻击型”特性，而“盾”却意味着一种“和平型”特性。关于“刀”和“盾”的更详细的讨论，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故予省略。
(1)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堺屋太一在1976年自己的著作《団塊の世代》中，首次提到的日本婴儿潮第一代，具体指二战结束后1947-1949年出生的一代日本人。
(2)对此，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从2016年10月开始的东京墨田区诊断计划和一系列援助政策。而该程序只允许60岁以上的经营者提出申请。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相关中小企业会组织包括税务师在内的专家将对事业模式的持续性与否进行研究，并对继承或停业与否直接提供信息和专家的意见。
(3)这是由日本经济产业省下属的经济产业局主导的项目，从2016年开始实施。其主要目的是为日本中小型企业的老一辈经营者和新一代预备接班人之间的信息共享、资金筹措、成功经验等创造共享的一种平台形式的机会和空间。
(4)日本社会阶层结构分析通常将收入阶层划分为上流、中流和下流。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大部分人自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因此被认为日本已经实现了所谓的“一亿人皆中流”的高度平等的社会。近二十年来日本低收入青年人增多即下流阶层的人口增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青年人很多丧失了努力的意愿。“下流化”就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描述。
(1) Klaus Schwab,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what it means,how to respond (The first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re listed as those driven by steam power,electricity,and electronics.World Economic Forum,January 2016,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1/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what-it-means-and-howto-respond/。到目前为止,针对第三次产业革命（在中国学界常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关的时段划分和概念定义,全球主流学术界尚未有充分的共识或一种心服口服的答案。但同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16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s，简称WEF)上还是提倡“第四次产业革命”（在中国学界常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按照他们的观点，现在全球技术和科学的发展阶段或现状并不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延续。由此可见，虽然全世界的主流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种明确的共识，该论文为了更迅速、客观地反映全球产业生态系统以及日本国内企业和产业界的最新动向，从肯定WEF所提倡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时代来临的角度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1)回顾历史，冷战期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无论是民用还是军民两用，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一直处于以“巴统”机制为中心的进出口管理机制。于是，甚至从技术开发到生产过程，再到销售渠道的整个国际价值网络都受到严格控制。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的大规模投资而言，政治性的逻辑压倒了经济性的逻辑，而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也压倒了市场利益的重要性。
(2)但是，从结果上看，这些由日本政府主导的AI领域的超大型投资项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从更广泛的角度看，针对20世纪美日两国在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历程，值得关注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回顾历史，美国通过大型通信企业AT&T的贝尔研究所,于1937年在半导体产业领域开发了为原始技术的理论基础。1947年，美国成功实现晶体管的商业化，1961年也实现IC集成电路的商业化，将开创一个在现代意义上的半导体产业的时代。但是，与此相反，日本通过通产省（MITI）主导的产业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成功完成了名为“超级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小组”（Super LSI Technology Research Union）的这种国家主导型的大规模投资项目，最终在短期内成功地缩小与美国的原始技术和生产方面的差距。美国通过AT&T的贝尔研究所和硅谷成功地实现了30年代技术开发、40年代商业化和60年代产业化，而日本则通过MITI所主导的产业政策，在70至80年代短时间内成功地进行技术开发、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过程。因此，为了防止自己在半导体产业领域的全球性主导权被日本财阀赶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通过USTR正式对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发动贸易摩擦，并施加高强度的通商压力。由此，日本继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又在1986年签署了《美日半导体协定》。自此，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受到来自军事同盟国的“看不见也无法挽回”的一种制约。
(1)根据Gartner Japan的最新分类法，日本AI领域的技术周期(technology life-cycle)或产品周期（product life-cycle）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新技术的出现，（2）黎明期，（3）幻灭期，（4）趋势变化到生产率稳定的发展期。
(1)日本安倍政府内15名“日本会议”成员包括以下核心人物：首先，安倍晋三总理和麻生太郎副总理都是“日本会议”的“国会议员座谈会”的特别顾问。其次，官房长官菅义伟、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外交大臣茂木敏光、冲绳和北方领土大臣衛藤晟一、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一、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都是“日本会议座谈会”的成员。由此可见，日本自民党的安倍政权中的核心人物都与“日本会议”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关“日本会议”的详细内容可以参阅下列材料：田凯：《日本右翼组织“日本会议”的历史、策略及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6期，第117-123页；廉德瑰：《日本会议与日本右倾政治分析》，载《日本学刊》，2017年第5期，第33-53页；安田浩一：『「右翼」の戦後史』，东京：講談社現代新書（出版社），2018年7月版；青木理『日本会議の正体』，东京：平凡社新書，2016年7月版；”日本会议“（the Japan Conference）的官方网站：http://www.nipponkaigi.org/.
基本信息:
DOI：10.16496/j.cnki.rbyj.2020.04.003
中图分类号:D731.3
引用信息:
[1]金载勋.多元化的平成日本社会结构演变分析——基于“菊花”与“社会5.0”的视角[J].日本研究,2020,No.175(04):18-33.DOI:10.16496/j.cnki.rbyj.2020.04.003.
基金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