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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日本民间友好力量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日本民间友好力量重点包含经济界、在野党、自民党以及精英舆论界中主张对华友好、支持中日复交的非政府力量。日本各界民间友好力量对应的核心驱动因素有所不同：主要受利益驱动（经济、政治）的民间力量是经济界、在野党；主要受到战争责任意识驱动的以“归还者”群体、归国日侨等为代表；主要受良好对华观驱动的包含自民党亲华派、精英舆论界等；主要受到官方驱动的多是政府背景的特定组织或个人。中国方面对于日本民间友好力量的壮大也起到了一定的能动作用，这是日本民间力量能够对中日复交做出贡献的重要因素。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normalizing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Japan's non-governmental friendly forces toward China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 Japan's non-governmental friendly forces mainly include the economic circles, opposition parties,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elite public opinion circles that advocate friendship with China and support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The core drivers of Japanese different nongovernmental friendly forces are different: The nongovernmental friendly forces that are mainly driven by interests(economic, political) are the economic circles and opposition parties; The group mainly driven by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war is the former war criminals and returned Japanese nationals; The groups mainly driven by good views of China include the pro-China faction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and elite public opinion circles; The forces that are primarily driven by officials are mostly specific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with government backgrounds. The Chinese side has done effective work to stimulate and guide different non-governmental forces in Japan, which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Japanese nongovernmental forces to contribute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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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民间（友好）力量的作用基本形成共识，民间交流主要担当“基础性”“预备性”作用，而非主导性角色。相较之下，中美关系解冻、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等国际格局变动及中日双方领导人决断等，是中日复交在田中政府成立短短84天便一举实现的关键因素。
(2)目前中国学界关于日本民间力量或曰非政府力量的研究，较侧重从总体上来分析民间力量、民间交流或民间外交对于中日关系的作用，相关研究参见：张进山.作用巨大任重道远——论战后中日民间交流的特征与作用[J].日本学刊,2002(04):38-49;黄启文.浅议日本民间力量在中日复交中的作用[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02(04):14-17;龙春芳.从对民间因素的探询中谋求中日关系的发展[J].日本问题研究,2004(01):61-65;陈景彦.正确评价民间交往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作用[J].社会科学战线,2004(04):271-274;沈海涛.战后中日关系中的民间交流:特征、作用与课题[J].现代日本经济,2003(01):40-44;沈海涛.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J].日本研究,2005(04):4-8;武寅.论民间交往在中日关系史上的地位[J].日本学刊,2014(01):1-15;张文彬.日本民间力量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作用探析[J].大连大学学报,2011,32(04):75-78;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之“人民外交”的生成:过程与概念[J].开放时代,2008(03):16-34等。
(1)这里主要借鉴黄大慧、翟新等学者的有关划分方式。黄大慧将日本对华政治行为主体划分为五类，除却其中的外务省，本文将其余四类：自民党、经济界、在野党以及公众舆论归类为“日本民间力量”的主体。参见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此外，翟新则划分了六类影响日本的对华政策的“非政府主体”：执政党（自/公）、在野党、财界、传媒、智库、民意，参见翟新.战后日本对华政策制定诸主体的角色及影响[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10-17.
(2)周恩来总理于1970年4月19日宣布了四条对日贸易限制。中国重视同日方发展贸易，但是如果是下列四类公司，我们就不同它做买卖，即使订了合同，也要废除：（一）帮助南朝鲜侵犯北朝鲜、帮助台湾进攻大陆的；（二）在南朝鲜、台湾有大量投资的；（三）助长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四）在日本的美国的子公司。
(3)财界四团体：日本商工会议所（日商）、经济同友会（同友会）、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
(1)这里需要对民间团体的类型划分进行说明：学界对日本民间团体并无统一划分标准，本文为有利于辨明团体的驱动因素，从成员身份属性角度把握，将民间团体简要划分为三类：议员团体（政治团体）、经济团体（经济界人士组成）以及一般性友好团体。诸如日中贸促议员联盟等议员组成的民间团体，虽然从事经济活动，但从成员角度应归属为政治因素驱动的政治团体。代表性的日本民间友好团体有日中友好协会、超党派议员团体、“中归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创价学会、日本红会、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
(2)学界尚无对日本民间力量的友华动因的系统性分析，但针对特定个人或群体的友华动因的论述散见于若干文献，如：吴学文等.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34；龙春芳.从对民间因素的探询中谋求中日关系的发展[J].日本问题研究,2004(01):63.
(3)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突出从群体特征或曰群像的角度来对某一类群体进行分析。
(1)1962年5月，日本政府同经济、贸易界举行了最高会议，商议经济发展策略。会上，化工、钢铁等业界向政府提出了为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贸易，应推动民间贸易协定和在贸易中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等建议；化学部会则进一步提出：“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应尽早谋求日中关系正常化。”参见[日]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M].陈喜孺,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24.
(2)比如原中将藤田茂在1958年发表《告日本国民书》，远藤三郎于1960年在报纸刊文《告诫岸信介》等。
(1)所谓“友好”是指所有愿意发展对华贸易的日本商社必须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继而经相关部门认定为友好商社后，即可同中国外贸部门开展贸易往来。
基本信息:
DOI：10.16496/j.cnki.rbyj.2022.04.004
中图分类号:D822.331.3
引用信息:
[1]李爽.中日邦交正常化历程中的日本民间友好力量：组成及其驱动[J].日本研究,2022,No.183(04):26-36.DOI:10.16496/j.cnki.rbyj.2022.04.004.
202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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