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场化”到“组织化”——对日本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经验的历史考察

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日本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文中首次提出日本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的四阶段说,即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是由战间期、战时统制期、战后改革期和战后复兴期四个历史时期所共同组成;同时,在梳理既往研究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对日本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框架;在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性质的认识上本文亦首次提出“组织化”的提法,即存在于政府、财界、企业、银行间的“组织化”才是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最重要特征。

日本企业传统经营模式的新变革

战后日本的法人资本体系

法人资本所有制并非是日本资本主义特有的企业组织形态和市场组织体系,但日本的法人资本所有制却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制度完备、体制完善、体系完整、机制运作最有效的国家,战后日本的经济制度从家族资本主义演进成法人资本主义后,以银行为中心,以法人为主体的企业组织形态便逐渐建立起了多层次、环绕型、系列化的法人资本体系。战后以来,日本的法人资本体系曾以独特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剧变,日本的法人资本体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体系链条出现了明显的松动,旧体系趋于瓦解。旧体系的瓦解并不意味着法人资本体系的终结,目前,日本正以一种新的体系模式变革着旧的法人资本体系。

从东盟·日本·中国的视角浅析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各国认识到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弊端以及开展货币合作的重要性。经济大国日本也因日美元汇率的急剧变动给其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转变了原本消极的态度,正在积极支持和推动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亚洲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亚元”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1946年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始末调查与思考

本文以最新的调查资料,真实地叙述了1946年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的历史过程。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且表明,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侨民带来极大的祸害。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反思战争,珍惜和平!这就是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的历史回声。

战后日朝关系的发展和演变

战后以来,日朝关系一直处于无邦交的非正常状态,1965年《日韩关系条约》签定,日本政府承认韩国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实际上关闭了日朝官方交往的大门。198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缓和,日朝关系也逐渐解冻,开始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但由于双方立场相距过大,虽然多次会谈,仍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进入21世纪,日本首相2次访朝,日朝关系有所进展。但日朝关系能否迅速走向正常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受到美朝关系和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制约。

论宫泽贤治文学作品的“他人本位”精神

宫泽贤治将文学、科学和信仰调和到自己的个性当中,形成了偶像化,他的作品是“自他”未分的一元论精神培育出来的感性表现。宫泽对待他人采取的是被动的“他人本位”的个性立场;志贺直哉则立足彻底的“自己本位”的个性立场。如此特色表现于宫泽的《泉边人家》、《十六日》、《花坛工作》和志贺的《某晨》、《去网走》等作品中。

自然主义的平面描写

日本文学与西班牙文学

中、法、德等国刑法对日本近代刑法发展的影响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刑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外国刑法的影响。其中中国、法国和德国刑法都对当时日本刑法典的制订产生了影响,但三者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具有很大的不同。反映出刑法发展不仅要受到外米环境的制约,同时还受内部因素的支配。这三者的不同作用方式,体现出日本刑法在不同时期所承载的社会功能的差异。